想必大家都在小时候开过关心身心障碍者的班会吧?

在王府井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会上来过一位有视力障碍的叔叔，给我们讲他是怎样生活的，听着他在黑暗中生活的故事，不少同学都哭了。

这次感动让不少同学日后在麦当劳吃早餐的时候，碰见拿着小卡片卖玩具的身心障碍者，总会买一点他们贩卖的小物件，支援一下他们的生活。尽管很多物件并不是那么精致，但想到能帮助其他人，同学们就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好事。

但最近的一件舆论大事件，却让我震惊，让我怀疑起了一些出离愤怒的网友到底上没上过学：

在抖音上，视力障碍用户 @盲探-小龙蛋 一条以社区电梯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的短视频作品，引来了一大批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抖音用户，他们显示出了不可思议的大局观：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适者生存，像他这种弱势的小群体没有理由要求一座城市为他们服务。

这种戾气，很快由攻击他的诉求无理且昂贵，转化为人身攻击。观众们甚至根据视频最后阶段他的眼球位置转正为依据，说他是“假盲人”。

这种“大多数”对视力障碍者的冷漠甚至残酷的言论，揭示了人们与这个群体之间的巨大裂痕。为了搞清它是如何产生的，我采访了视障人士并研究了一下他们的烦恼。

01.盲道上的盲人去哪了?

你不必是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也不必天天蹲在街角苦哈哈做田野调查，只需要稍微回想一下过往画面，就能发现一个荒诞的问题，那就是：

为什么我在大街的盲道上，从来没看见过盲人呢?

可能有人会说，盲人才多少啊，他们本来数量少，自然街上看见的就少了。

但从数据来看，你每天都能在十字路口看见的警察叔叔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13%，而网友口中的 “小部分群体”在差不多每80人里就有1个。

他们被称作视力障碍者，这个群体在我国高达1731万人，按照视力划分为“低视力”和“盲人”两种，其中盲人占500万人以上，且正以每年40万的数量持续增加。

真正阻碍人们看见盲人的并不是人数，而是恶劣的环境——凶险的盲道设计、胡乱码放的共享单车、缺乏无障碍设施的城市基础建设，都大大局限了视力障碍者的活动空间。

新华社2015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记者长期跟踪采访的47位盲人中，每位盲人都至少能罗列10次以上受伤经历。

正在中传媒读研的视障人士董丽娜告诉我，每位视觉障碍者在出行时受伤是很常见的，有时是磕破头，有时是摔倒，甚至有时是送命。

上面提到的盲道问题，媒体们早已多次报道，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信，下楼沿着盲道走，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很多要命的事。

比如给你每天通勤方便的共享单车的瞎码瞎放，就是视觉障碍者出行的绊脚石，倘若你闭着眼走上盲道试一试，就能深刻领会什么是蜀道之难。

盲道地砖分为两种，一种是竖条，意为前进;另一种是点状，意为前面有障碍，提示使用者前方上下坡或是需要转弯。

但国内不按规范码放的盲道，很明显是在给视力障碍者传达错误信息，极其容易出现危险。

不规范的盲道铺设，有时候是让人转向，有时候则是像故意把视障人士往百慕大三角区里引。

抖音用户@盲探 - 小龙蛋的一个作品就显示了这种危险性，在走了一段盲道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带进了三个配电箱组成的陷阱之中，还磕了一下头。

正因盲道修得实在不太讲究，所以对于中国盲人来说，盲道往往已不再是他们可以安心依靠的设施，甚至有时它还会变成一条夺命之路。因此为了规避危险，董丽娜在独自出行的时候会沿着马路牙子前进，因为这比盲道更安全。

因为环境恶劣，不少盲人已经无法独立出行。时代数据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4%的中国视障人士可以独自出门。也许你会觉得全世界盲人都是这样的境遇，但事实上并不如此：

日本神奈川県視覚障害者福祉協会在2019年3月推出了《視覚障害者の外出に関する意識調査報告書》，该报告指出61%的视障人士可以独自外出。

这种对比所展现的自然是源自无障碍基础建设上的差距，但追根溯源，从道路规划设计到落地执行，多年以来媒体抨击的盲道问题依旧存在，就是明眼人的思想问题。

董丽娜认为盲道乱象是建造者极其缺乏同理心、缺乏相关教育的表现：“盲道是第一步，没有它一切都免谈了。

02.视障人士不该只有做按摩师一个选择

日常生活，视障人士出行的盲道很谜，在职场，他们的就业率同样是个谜。

比如，同样是引用2010年视障人士1233万的数据，知网硕士论文和新华网所报道的视障人士就业率之差高达60%。

这种矛盾让我疑惑，为此我特意去学术期刊寻觅精确数据，终于发现一项2008年的明确数据：我国劳动年龄段且有劳动能力的视障人士的就业率为54.44%。

我特意又在知网找了一篇名为《视力残疾人就业困境成因及就业保障对策研究——以北京为例》的论文，试图拨开迷雾，进一步搞清中国视障人士就业率。

这篇论文援引了2015年专项数据调查，提到北京市持证视障人士46532人，城镇户籍的视障人士就业人数为5456人。

由于缺乏视障人士户籍占比以及整体就业人数的数据，精确的就业率依旧难以估算。但如果以同期北京市城镇人口占比85%以上的事实进行推算，社会各界在解决视障人士就业上仍需努力。

在谜一样的就业率背后，是视障人士过于单调的职业选择。

尽管在互联网之下越来越多视障人士的生活得以改变，比如他们可以用电脑和智能手机里的无障碍软件，来进入赛博世界里冲浪、逛淘宝、聊微信;甚至可以去阿里巴巴之类的互联网企业里做客服工作。

但，这仍是小部分。对于90%能够工作的视觉障碍人士来说，他们的工作选择仍然只有做按摩师这一条路。

抖音用户@盲人武哥，正在展示视觉障碍人士是如何利用手机内置的无障碍软件网上冲浪的。简单来说，这个功能可以实时向用户报告光标位置，便于用户选择。

从1955年中国政府为战争致盲的200多名伤残军人举办了盲人按摩培训班开始，学习按摩就成为了系统性解决视觉障碍者生活的办法。

尽管这个办法是好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反而变成了禁锢他们的囚笼。久而久之，一提到按摩，你就会想到这个群体，就好像他们除此之外什么都干不了了。

这种禁锢从盲校阶段就开始了。

尽管中国一些城市中拥有设施完备、教学过硬、方向多元的盲校，但对于绝大多数盲校来说，学习按摩和音乐几乎成了那里学生的唯一选择。这意味着很多视障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知了天命。

盲校固然给了这个群体一种生存的机会，但却也让他们与主流社会进一步割裂。小群体里的生活空间显得逼仄，无法与主流社会融合的封闭且缺乏可能性与想象力的生活，甚至引发了盲校学生的不少心理问题。

在浙江一所盲校的心理调查中，人们发现全校115名学生，32名存在心理问题，比例高达28.07%，如果任由发展，别说改变生活了，就是融入社会都艰难。

事实上，这种传统视障教育模式的惯性正在将视障群体推离大众视线，更加让这个群体难以得到多元的教育机会。

董丽娜回忆起从盲校到按摩店的经历时提到，从盲校毕业之后她就去了盲人按摩店。当她在店里观察到，曾经意气风发的学长，如今只会听着收音机关心什么时候下班、这一天又赚了多少钱的时候，她几乎绝望，她不想这辈子只做按摩师.

正因如此，为了改变命运董丽娜在2011年决定参加高教自考播音与主持专业的本科考试，但却因视力障碍和相关部门“没有先例”的说法遭拒。最后才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获得参加自考的权力。

在她要回视障人士的自考权之后，国家教育部进一步修订完善《残疾人教育条例》。2014年视障人士李金生参加高考，又为这一群体要回高考权力。

至此，视障人士通过高考、自考的上升渠道被打开，辅助盲人考试用的盲文试卷、读题员也开始出现在高考考场之上。这代表着一种希望，一种不必生下来就要做按摩技师的希望。

尽管的确在进步，但速度却显缓慢。

《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8月13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今年高考的1070万学生中，只有5人是盲人。自2014年从李金生首次用盲文试卷参加高考后，这一数字从未超过10。

今年，安徽视障考生昂子喻因考出635分、高出一本线120分备受关注。而他，就是融合教育下长大的视障孩子，面对镜头他自信而稳重，仿佛高考时买教辅书的艰难与每一个熬夜复习的瞬间都不曾存在过。

但我们依旧能在新华社对他的采访中，读出一丝关于视障人士接受正常高等教育的隐忧：

他的父亲本以为在这个盲人高考走过7个年头的时刻，他的儿子不会再被视障而拒绝。但当每隔10分钟的电话无一例外的变成忙音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有些天真。

教育机会的多元，对于普通人来说，像蓝天白云、一年四季一样，是一个天生存在，也习以为常的事实。而对视障群体来说，这却是一种奢侈品;对他们来说，能够顺利参加普通高考并顺利就读，就是改变人生的最佳途径。

在分数之外，他的意义要更为深远：它可以让视障群体在就业的选择与想象力上更为灵活丰富，不必再把当按摩技师视作未来职业的唯一归宿，更可以让这一群体更多地走出“按摩茧房”，让大众看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优化视障教育，就是在给这个群体更多的发声机会。

03.我们才是盲人

无论是基础建设的不足，还是教育就业的有待优化。这些困境形成了结界，不但压迫了视障人士的生存空间，更使得本就出行困难的他们更难进入大众视野。

这种恶性循环让明眼人只能通过网络和文学作品去揣度他们的所思所想，进而让本应有效的举措和视障人士渐行渐远。让他们的肉身被阻隔在城市之外、话语被割裂在文明的另一个次元，更让人们对他一无所知。

在采访专为视障人士讲电影的心目影院创始人王伟力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盲人看电影为了什么?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一种娱乐吧。而他却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之前遇见过一个老太太，失明十几年，连做梦都没有画面了。听了他绘声绘色地描绘电影里的每一帧画面的形态后，她又回想起年轻时跟她爱人在紫竹院公园划船的画面。

你瞧，我们的确是明眼人，能看见多彩的世界，绚丽的画面，但对于视障人士来说，我们绝大多数人也是盲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一厢情愿地以为他们和明眼人一样是为了娱乐，却不知道“看”是视障人士的基本需求，他们来心目影院不是为了听故事，而是迫切地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印证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意识到到自己对于视障人士认知，是如此自以为是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人们在网络上对于视障人士的未知都在情理之中。

现在世界因科技变平，视障人士早就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了解天下事、社交、购物、找工作甚至是玩上3A大作的年代，我们仍然对这一群体一无所知。

因此，你不能只抨击抖音留言用户的不道德，却忽视明眼人在接受信息上的局限性。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偏见之中，人们早已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盲人。所以，不能理想主义地要求人们对于视障群体的遭遇感同身受，因为绝大多数人连交流都没有，又何谈尊重。

不仅普通人如此，视障人士也会在社会生活中因为缺乏积极融合，而对周遭环境充满攻击性。

之前在采访王伟力老师时，他提到一位视障人士坐公交车，因为车太晃不小心扶了旁边女孩一把，被“指控”性骚扰，全车人因此不依不饶。

慌乱中他拽住女孩的头发，甚至警察都不能让他松手。这样的做法或许印证了人们口中的“瘸狠瞎毒”，但人们不知道他这么做，只是因为百口莫辩的失明者只能通过“不撒手”才能找到“指控”自己的那个人，还自己清白。

你或许觉得这个故事很荒诞，充满黑色幽默，但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当下面对这个群体时常有的困境。

当下视障人士的困境并不是一道无解题。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过一个叫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概念：指的是在独立人格健全、社会分工完善之后，人和人的关系也会更为紧密，而这种融合会让彼此更了解、更尊重，进而产生一种道德的集体意识。

不过妄图用纯粹的思想道德说教改变现状并不理性，维护社会的集体良知更需要的是制度的保驾护航。

在一些国家视障人士的生活已经十分方便，大多数人民也对为这个群体提供便利服务，法律也同时为他们提供保障，比如在日本非法占用盲道会因《道路安全法》被捕。而在美国的一些州，开车遇盲人不礼让，可能会被判刑。

中国早在2007年就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也正在为视障人士更好的融入社会提供各项便利。但，每当看到占用盲道的自行车、在盲人按摩店看见20多岁就以对生活失去想象的技师，就格外希望保护来得再快一些。

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刻，我在回家路上去了趟711，在柜台上我看见麒麟啤酒的季节限定款，叫秋味，很诗意。

我买了几个，在拿起它往包里装的时候，突然发现它的瓶罐上有几个凸起，看了看，是盲文。

尽管不认识，但想到它有可能让他们体会到秋天的画面，感受到枫叶落纷纷的画面，我就觉得有点——好吧，你懂。

根据2006年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4%。残疾人中，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达5000多万人，占残疾人口总数的65%左右，占全国贫困人口数的50%左右。他们在社会中常被称为残废，甚至有时会成为明眼人消遣的笑料，生存状况堪忧。

尽管不知道一篇文章能为某个群体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我们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寻求一种可能性。因为无论处境多艰难，事物都会因为人的力量而改变，哪怕是让一个改变过程加快了1毫秒，只要方向是对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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